9日在北京發布的一則報告指出，中國在兒童早期發展服務領域依然缺少經濟社會資源的投入，針對0至3歲兒童的早期發展服務還存在許多空白之處。同時，較高的市場服務成本也引發了資源分配不均、家庭壓力過大、生育率低迷等一系列問題。

 

　　這則報告的全稱為《社會體制藍皮書：中國社會體制改革報告NO.6（2018）》，由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國家行政學院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共同組織編寫。

 

　　報告中特別關注到了中國社會的兒童早期發展服務。報告提出，廣義的兒童發展服務是關于兒童生存、保護、發展等成長過程中全方位的服務，包括兒童福利、兒童保護、健康與醫療、教育等。狹義的兒童發展服務致力于促進兒童身心發展，包括保障兒童營養與健康，提升兒童認知、情感、社會活動能力等方面的公共服務，與兒童教育、托育服務、家庭養育等活動密切相關。

 

　　報告稱，目前，在中國，兒童早期發展服務領域依然缺少經濟社會資源的投入，針對0至3歲兒童的早期發展服務還存在許多空白之處。隨著二孩政策的全面放開，社會對兒童早期發展服務需求激增，而這些與當前服務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

 

　　報告提出，在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情況下，家庭承擔了兒童照顧者與教育者的功能，兒童早期發展需求依賴家庭人力資源去滿足，或通過家庭出資、市場主體提供服務的方式解決。這一服務模式呈“準市場化”導向，較高的市場服務成本引發了資源分配不均、家庭壓力過大、生育率低迷等一系列問題。

 

　　此外，報告舉例，一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在兒童照顧、兒童早期教育等方面選擇市場服務，比如聘請育兒嫂、進入托幼機構和早期教育機構等，其中前兩項服務的市場價格約為每年4萬元，早期教育機構服務也在每年1萬元以上。

 

　　“而這一支出對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幾乎是難以承受的，他們只能完全依靠家庭人力資源承擔照顧和教育兒童的責任，相對更容易引發祖輩壓力、隔代教育、女性就業、兒童教育和照顧不足等方面的問題。”

 

　　針對以上問題，報告建議，國家層面起草和出臺0至3歲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相關的法律法規或國家規劃；實行適度普惠型早期發展服務政策，以公益性服務為基礎，縮小不同收入家庭中兒童早期發展資源的差距；加強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的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鼓勵專業社會工作者參與服務，健全從業人員資格準入制度等。

 

　　報告還建議，要進一步理順政府管理職能。一方面，政府需進一步放權，降低市場力量與社會組織進入這一服務領域的門檻；另一方面，需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監管，采用日常巡查、專項督查、全面評估檢查等多種監督檢查方式，對服務機構的服務質量、衛生、安全等工作進行常態化監督。

 

　　此外，以社區為基點，提供多樣化的早期發展服務。包括建立兒童活動中心、早期教育和托育服務中心，提供全日制、半日制及靈活托管、入戶指導、早期綜合發展教育等形式的服務，滿足不同家庭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