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下腹的肚臍兩側一直延伸到背后，疼痛已經纏繞了32歲的何月連6年。廣西梧州藤縣的一個偏遠山村，這個當年在深圳、東莞、廣州頗為強悍的打工妹如今一蹶不振。她的包里隨時準備著止疼膠囊，“吃太多有副作用頭會疼，吃得不夠肚子會疼”。她小心拿捏著這個平衡，因一次計生結扎手術而引發的并發癥，卷走了她的家庭本該是最重要的6年。

　　開始上訪和使用微博之后，何月連接觸了更多的計生創傷患者。這些喪失了勞動能力、忍受著難以啟齒的病痛的個體，還要承擔身體維權的精神煎熬，“強制結扎”的噩夢還在延續……

　　已上環仍被強制結扎

　　2007年4月20日，何月連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剛兩個多月，藤縣和天平鎮的計生干部在鎮長吳鑑來的帶領下，團團圍住了他們在滿村新平組的家。在此之前，為了自行落實計生節育，何月連曾于二兒子剛剛出世后的3月29日，到廣州番禺區的靈山醫院自費做了上環手術。但這張“計劃生育手術證明”無力成為抵擋家鄉計生干部等“強制結扎”的武器。

　　到了縣人民醫院，何月連被推上了手術臺，“手腳都用黑膠帶綁在手術床上，動彈不得，進來的一個女醫生穿了手術服，戴了口罩和綠色的手術帽，除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見”。當時沒有任何親人在身邊，結扎手術需要本人簽名，何月連最后拒絕簽字。

　　手術從上午進去，下午四五點才出來。何月連能感覺到有人撐開了她的肚皮，用鐵絲鉤一樣的東西將她的輸卵管剪斷、結扎。她忍受著劇烈的疼痛，“后來就暈過去了，直到被人扶出去急救”。醒過來的時候，她的上身都被急救的人扭青了。

　　忍受著腹部的疼痛，何月連打針開藥之后回了家。隨后這個曾經一次能挑上百斤柴的健壯女人，就連燒火煮飯都困難了。術后半個月，她坐在家門口，鎮計生辦的干部上門來收超生的社會撫養費，“要交8000到一萬元”，虛弱的何月連氣得一把將通知書撕得粉碎。伴隨著疼痛，她的肚子一點點又鼓起來，“到2009年看上去已經像是有8個月身孕的女人了”。她蹲不下身，連坐著也難受。后來她才知道，那是因為手術導致的黏連、積液。

　　何月連說，她多次去找當時的縣計生局局長許景強，都沒有找到；再找當時的縣計生局書記麥永傳，卻被調笑“你是不是又有了啊？”母親看她痛苦，又做不了事，勸她，“你去找，去追吧，孩子我來幫你帶”。就這樣她踏上了上訪的道路。

　　男子結扎后引發并發癥

　　藤縣鄰近，岑溪市波塘鎮合水村的黃佐強，2009年也因為計生的輸精管結扎手術而落下后遺癥。如今他和何月連一樣每天靠吃止疼藥度日，早上起床時腰都難以直起，更別提像過去那樣外出打工。手術后難以啟齒的陰囊脹痛，最后漸漸演變為“左側的睪丸、附睪完全壞死缺失”。而這個曾經的廚師2009年決定要從深圳、廣州等地的酒樓回到老家岑溪開飯店時，絕沒有想到噩夢也由此開始。

　　黃佐強夫婦2002年和2003年先后育有一女一子，按政策并未超生。2004年，在縣城紡織廠做工的黃妻主動放環節育。2009年，黃佐強準備與人合伙在縣城開飯店，回到老家波塘鎮合水村。一個多星期后的4月8日清晨，躲在二樓的黃佐強被計生干部搜出要送去結扎。“當時我主動提出拿1000元做抵押，與在縣城里的老婆商量一下誰去結扎都不行。”

　　據黃佐強的了解，因為男性的結扎手術相對女性簡單，鄉鎮衛生院就可以做，而女性的結扎手術大多都要去縣城醫院，“所以在岑溪市出現了許多男性結扎的案例，而鄉鎮衛生院的手術質量又導致了不少男性結扎的后遺癥”。

　　到了縣衛生院計生站，黃佐強提及自己的頭部做過手術，一位醫生建議他回去，換妻子來做結扎。“結果計生干部給我換了一個醫生，就開始準備手術。”他說。

　　手術做完后，黃佐強在計生站等了一個多小時，腰疼、陰囊脹痛，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他到計生站對面打了個電話給鄉鎮衛生院來接他回去，當天晚上就開始發燒。在鎮衛生院住了十多天的院后，他的燒退了，陰囊的疼痛卻沒有消失。

　　黃佐強隨后向岑溪市計生鑒定小組申請做節育手術并發癥的鑒定，5月6日，他的鑒定結論顯示，陰囊“左側痛性結節，屬節育手術并發癥；原發性左側精索靜脈曲張(與結扎無關)”。

　　而在4月8日的結扎“術前記錄”的“禁忌癥”中，卻明確列出了“嚴重精索靜脈曲張”這一項。“這說明計生站在沒有術前檢查，而我卻有禁忌癥的情況下給我做了結扎手術。”黃佐強說。

　　這年5月，他在岑溪中醫院做了輸精管結節切除和靜脈曲張的手術，“做完之后感覺病情更嚴重了”；住院十多天后轉入市人民醫院做了第二次手術，傷口發炎、結核；再住院兩個多月后轉入梧州市紅衛醫院，不能再做手術了，住院200多天后出院。

　　此時，“曾拍著胸脯說‘出了事情我負責’的計生站長也躲起來了”，術后創傷無人問津，黃佐強就帶著請愿牌去政府和計生站門口控訴，這年12月23日還拿到了廣西計生委開出的“三等節育手術并發癥”的鑒定結論。

　　在南寧做鑒定時，黃佐強遇見了何月連等，他們共同到北京上訪等經歷，將計生創傷這個群體的命運聯結在一起。

　　漫漫維權路

　　2009年5月，何月連和天平鎮、古龍鎮的兩位男性結扎創傷患者一起到了北京，找到廣西駐京辦上訪。“他們安撫我們說會督促地方政府查辦清楚，就把我們交給了梧州市駐京辦。”何月連說。那天晚上，他們被車子帶到一扇被鎖住的大鐵門后面的沒有窗戶的房間，“還雇了人來看守”，在那里住了4天。隨后藤縣和鄉鎮的計生、信訪部門干部趕來北京接人。

　　將何月連接回的正是藤縣計生局的黨委書記麥永傳。這年6月，她被送到南寧的人口計生研究中心去做手術，“手術后肚子是不鼓了，但疼痛仍沒減輕”。經術后拍片診斷，顯示她的“雙側壺腹部均可見結扎線結痕跡；雙側輸卵管末端均可見一約6×7×6m m大囊泡，均有一細蒂與輸卵管漿膜相連；大網膜與右側輸卵管部分黏連，后陷凹積液約50m l，淡黃色”。醫生給她做的是雙側卵巢冠囊腫的摘除手術，手術順利。截至發稿時，如今已是藤縣計生局局長的麥永傳一直沒有對南都記者的去電和短信給予回應。

　　藤縣計生局副局長秦伶娜則稱，何月連輸卵管的陷凹積液是“術后炎癥感染所致”，而雙側卵巢冠囊腫“不是結扎并發癥，但縣里仍免費給她做了這個手術”。而結扎、上環等手術雖然是微創，“國家政策仍允許有不超過0 .5‰的創傷比例”，她反問，“正常手術都會有一定風險吧？”

　　到了這年7月，下腹仍疼痛難忍，何月連再被送到縣人民醫院和梧州市工人醫院住院治療，仍未好轉。

　　這年上訪回來后，藤縣開始給何月連一家四口發低保，“加起來一個月只有近300元錢，還經常扣押”。鎮縣的計生干部等禁止她再次去上訪，對她進行監聽監視。但是何月連仍從縣到市到自治區，一級級地去申訴。

　　天平鎮羅平村的唐恒連，2007年被強制結扎時已44歲，她在術后一直需要大量藥物治療，不能再參加體力勞動，上顎牙齒也全部脫落。她說自己2009年在縣醫院做了并發癥鑒定，計生局卻扣押了鑒定證書至今不予發放。

　　“唐恒連的癥狀不屬于結扎并發癥。”藤縣計生局副局長秦伶娜說，“因為她術前就有腎積水、高血壓和糖尿病，但這些病都不在手術禁忌癥的目錄中。”

　　如今唐恒連也走上和何月連一起申訴的道路。

　　縣里每月20日是接訪日，何月連幾乎每次都去。去年梧州市的市長接訪日，何月連和唐恒連去登記卻滿員了。何月連計劃和唐恒連等在門外攔市長，卻因為“身體有傷走不快，眼睜睜看著市長走掉了”。

　　2011年11月，梧州市的計生手術并發癥鑒定結論出來，認定何月連的身體狀況“不能定為輸卵管結扎術后并發癥”。何月連當年就申請了廣西自治區計生委的并發癥鑒定，到2012年4月，鑒定結論最終認定為“計生手術并發癥三級戊等”。

　　按這個鑒定，何月連和黃佐強都可以拿到國家和自治區兩級的并發癥補助，“去年國家的1200元拿到了，今年自治區的1200元還沒有拿到”。黃佐強說。

　　2011年10月，黃佐強再次去北京，被送回后梧州市計生委和信訪辦的20余人開會討論，“讓我簽協議，賠償我十多萬，然后不再承擔任何責任，我拒絕了”。

　　岑溪市計生局局長賴建喬稱，目前黃佐強的醫療費全部報銷，包括給一些路費和誤工費補助，除了低保，每月還給200元的并發癥補助，還幫助黃的妻子開了一個小賣部。“應該說補償是到位的。”

　　何月連后來通過Q Q認識了民間女權工作室的創始人葉海燕，葉教會了她使用微博。這個新工具讓何月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她比過去更關注時事，尤其是跟計生有關的話題和各地的案例，也讓她在網絡上接觸到一些律師和公知，其中就有因超生而遭解聘的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楊支柱。

　　楊支柱得知她的遭遇后，2012年何月連再次赴北京，拜訪楊支柱和一位律師。楊支柱給何月連拍了一張照片，將她發在新浪微博的申訴信轉發傳播，隨后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去年底，河南、北京、深圳等9地13名女律師聯名上書公安部和國家計生委，抗議用“上戶先上環”等手段強制女性上環避孕。何月連也與其中的律師取得了聯系聲援。“此后見到這樣的事情都會幫一下。”

　　而她自己的生活正在陷入更大的困境。兩個兒子一天天長大，一家四口擠在一間不足10平米的臥室里。為準備加蓋的新房已經欠下幾萬元的外債。10月1日，一起生活的公公又突然發病住院。2008年開始外出佛山、順德打工的丈夫，今年要回來建房，家里不再有現金收入。

　　除了自己身體的病痛和向政府追討的賠償金，何月連現在最希望能廢除強制的上環和結扎，進而終止計劃生育和繳納社會撫養費。“但愿我們的孩子未來不會再受到這樣的傷害！”